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
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科学方法，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在这方面，《概论》教学应处理好与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等核心课程的关系。
在法治方面，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调整，制度竞争成为国家间最核心的竞争、法治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维护和发展世界和平，成为我们势在必行的战略抉择。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思想精华，消除了近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蔑视和曲解，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得到传承和弘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概论》与原著原文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和文章数以百计，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载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经，而《概论》作为教材是陈述和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文本。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科学阐释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发展和安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等重大关系，生动体现出富有时代精神、实践导向和法理智慧的政治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等，实现了法治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法理精华独有深情，从先秦思想家到清末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从商鞅变法、贞观之治、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到清末变法图强运动，从秦律、汉律、唐律到六法全书，从中国古代的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盐铁专卖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到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他都进行过深入研究。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甚至重新占领和殖民已经有人居住的地方及其人民，也可以借自由的名义而取得合法性。
而看起来古雅的contract，来自拉丁语contractus，其意不过是共同订立而已。权利必须与义务相联，甚至以之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义务的绝对自然权利。[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页。
人们普遍同意的，往往是让渡自己的权利，而据说这种顺服才是自己真正的权利。比如说，自保或保护生命财产（以及所谓生存权）应该是部门法处理的对象，而自然权利或自然法本来应该思考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正义、和谐和幸福等等。
F. Suarez. 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arez，p. 30。这里译作社会生活的迫切愿望的原文就是appetitus societatis（社会欲望，社会本能）。在《独立宣言》中，美国国父们明确地把民族之间的关系或状况归为自然法和自然之神所赋予（entitle），而且人们又被造物主赋予了（endowed）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力。相反，在康德的法庭上，理性担当的角色不少于五种。
至于普遍同意，与其说赋予自然权利以公意或共同意志，不如说是让自然权利变得模糊、混乱甚至矛盾起来，毕竟人类民主史上多次发生人们普遍同意政府剥夺自己自然权利的悲剧。参见张永和：《权利的由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法律学者们，比如格老秀斯、塞尔登、霍布斯、潘恩等人，没有明目张胆否认权利有一个超越性的来源，甚至还明确地把这个源泉归于上帝。把权利的基础建立在存在（being）之上，这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古代也能找到更为深刻的佐证。
M. C. Murphy. Natural Law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 91ff. 神、天、自然等超验的存在已不再是自然权利的来源，而理性本身无法承担起为自然权利奠基的工作。，一旦由此演绎出完整的权利体系，这个假设也就可有可无了。
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ius（法律、权利）更多地指dominium（所有权、统治权），其本质就在于可以随意处置，包括对自有物、对他人乃至对自然的自由处理。诚然，现代人，比如苏亚雷斯，并没有完全丢弃义务，但这时的义务已不再是古代有着高尚内涵的officium，而是仅仅表示消极的被迫要求。
在近代早期，对于尚未开发的土地，发现、占有、使用、转让的自由就成了國际法的基石。既然上帝已死，理性又靠不住，还有什么办法论证自然权利的合法性呢？《独立宣言》诉诸对人类意见（the opinions of mankind）的尊重以及被统治者的同意（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而《世界人权宣言》则寄希望于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universal and effective recognition and observance），实际上就让自然权利的标准进一步降低，走向了现代意志论的普遍同意或共通的同意。潘恩所谓自然权利就是人的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是把自然权利缩减为人的生存（existence），而不是古代更为普遍的存在（being）。相反，这个拥有虚假光环的字眼已经变成了暴力的帮凶，推动着世界性虚无主义不断前行，凭借科技、工业和资本的强大力量裹挟着人类逐渐走向深渊。但无论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还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都没有上帝神或天的字样，而是直接提出了权利之说，未经阐释，也未加以说明，仿佛它对每一个人都是自明的。，看起来极大扩张了人的活动理由，但实际上是放纵了人类的欲望，最后会让人类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自然权利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为现代国际法奠基，也为殖民战争找到足够的合理性。为了伸张欲望，人开始以其他存在物的受损为代价，主张绝对的独立和绝对的权利。
三、形式上的片面 自然权利在形式上的片面性也能从外在的方面佐证其内容上的贫乏，还能帮助我们清楚认识其本质。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自保是最初级的权利（甚至更是为了更高目标而必需尽的义务），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保护他人的基础。
由此可见，自然权利理论为现代政治世界的形成、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让人的地位不断上升，让社会生活摆脱了神权的束缚，也为（资本的）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古希腊，真正表达权利的词是dike，本身已自带明确的内容，即正确的行为，因此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正义。
另参见[英]凯恩斯：《莱布尼茨的法学理论》，尹亚军译，见吴彦、杨天江编：《自然法：古今之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自保当然是存在的第一要义，古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保存本身就是善，而毁灭则是恶。[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德]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6页。
张永和以赠与为例认为权利与义务有时可以分离，但这种行为是否牵涉到权利与义务，还可讨论。但现代人过分强调权利的自然性（即现代语境中的神圣性），的确让义务不断萎缩，日渐远离我们的关注，竟而有灭绝之虞。
《宣言》虽提到了道德和普遍福利（general welfare），但它不是公共的善（common good），因为人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都与公善不相容。，否则，人与禽兽就没有区别了。
四、结语 现代自然权利理论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向宗教神学争夺凡间生活的权利，由此逐渐扩大人（而非神）的存在意义，以人的理性取代神性，以协商或契约代替永恒法的命令。至于其美丑善恶，似乎已不再考虑之列，人类命运完全交给不大靠得住的人性了。
[美]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2-143页。自由与控制看起来凿枘不入，但两者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对象，自由是针对自己而言，控制是针对他人而言。且不说自然法排在最前面，至少自然之神（Natures God）这个说法已经大大降低了神的地位，也大幅度剥夺了神明的管辖范围。[德]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0页。
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自然权利限定在人身上，无疑太过狭窄。，这大概就是现代人（尤其西方人）片面强调自然权利的真实用意。
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事实上也非常有害，它只会鼓励自私自利的道德观，也会造就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自然权利不再是正确或正义的产物，而仅仅是能力的结果。
[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人开始以此为理由，拒绝施加在自己利己性要求之上的任何限制。